農村金融需要政策扶持
2006-03-14
作者：《新京報》
政協委員劉漢元稱農村金融每年凈流出資金約2000億元，純市場手段難使資金流向農村
出身于農民的政協委員劉漢元每年都會提有關三農問題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話說，“就知道要為農民辦點事。”
劉漢元至今還記得通威集團為農民做試驗貸得第一筆5萬元信貸時的艱難。5萬元是為15戶農民進行魚苗試驗的，但農信社由于沒有政策依據始終沒有批。當時抗美援朝歸來的一位信用社營業所主任，了解情況后，冒著風險違反規定放貸5萬元。
“這個干部，最后穿著一條短褲衩，親自跑到2米多深的水里去，核實究竟試驗的魚是不是真的。”劉漢元的笑容里藏著些許無奈。
劉漢元建議，金融體制改革中，增加3-5家面向農業的專業銀行機構，給予特殊的政策。
加大行政支持農村金融力度
新京報：您的提案提到融資渠道幾乎沒有，比如說郵政儲蓄只存不貸，資金并不流通，那您認為如何完善金融體系，如何看農村的融資成本高，而相對收益低這樣的情況？
劉漢元：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這個問題我們也很苦惱。資金總是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這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的一個規律。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二十年，我們整個農村有限的資金，都往城市和工業領域集中。而到了最近的5年，每年郵政儲蓄以及銀行的分支機構儲蓄從農村的凈流出大約在2000億元，所以農村的資金一直以來都處于對外輸血的狀態。按照純市場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制造障礙，當資金的效率城市不如農村的時候，資金自然就會倒流。
但中國的農業化不可能也不應該讓它在純市場化的條件下，與美國加拿大等這些農業資源發達國家的農業進行簡單的比較和競爭。所以應該應用行政的手段，或者經濟杠桿的手段使得資金提前或者加速向農村資金回流。例如金融體制改革中，增加3-5家這種類似面向農業的專業銀行機構，給予特殊的政策，比如營業稅、利息稅、所得稅、資本保證金方面的扶持。
另外，提案里面還提出我們本來不愿意提的一個問題：國家在財政上給予一部分呆壞賬的準備金支持，必要的時候給予核銷賬的大力支持，在未來十年對這部分農村專業銀行應該給予更大的政策傾斜，才能使得中國的農業跟上發展的節奏。
新京報：那您認為國家應該在財政上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劉漢元：我認為農村并不缺資金，到去年年底，農村包括個人存款，企業存款等各類存款已經超過30萬億，并且以一月接近1萬億的速度在上升。關鍵問題是解決它通向農村的效率問題，可能需要政策上適當補差。目前，農村的呆賬壞賬可能會高一些，政府對這部分呆壞賬應該考慮。理論上，對于財政補貼就是幾百億到1千億就足夠解決這些問題。
龍頭企業貫通金融機構與農戶資金往來
新京報：你在提案中提到“龍頭企業+金融機構＋政策機制”這種模式是一種設想還是現實？企業與以往所發揮的作用與原來有什么不一樣？
劉漢元：這種模式是三農問題的自身優化。現在這些專業戶無論規模多大，他們都不愿意到銀行去。他們寧愿在企業中賒欠，甚至利息高達1分以上。銀行也很難把握它的資金情況。而采取這種模式，龍頭企業作為加工、信息、服務和科技中心，與農戶對接，公司從管理能力和資金實力上評估它，然后金融機構跟進，使技術產品與金融產品服務的結合顯得相得益彰。
目前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公司承擔產品的風險，金融機構承擔金融產品的風險，還有一個是金融機構與企業聯合承擔風險。
新京報：公司與金融機構共同承擔風險具體怎么做？
劉漢元：總體來說，我們還是倡導金融機構與公司還是做自己的事情。通威剛剛進行試點的地區，會先與合作的銀行預算，可能有3%-5%的壞賬的概率，在事前協議達成過程中，給出一個聯合的合作協議，在共同的服務對象情況下，在壞賬承擔上企業承擔1.5%到2.5%，這樣把大家捆在一起，全部背在金融系統的身上也是不合適的。
新京報：那么公司和農戶之間是什么關系？
劉漢元：產品簽訂一些供需關系，提供技術上的服務，幫助農戶把這些養殖做好。然后公司把這些養殖的東西通過深加工，精加工在市場上獲得更好的價格等。實際是個互利的關系。實際這是個利益對等的問題，誰有獲利，就相應地承擔一部分風險。
建設新農村金融行業投入回報最高
新京報：您如何看待城鎮化建設對土地的占用問題？
劉漢元：工業化的進程肯定要占據土地資源，合理的態度是兼顧各種用地，從土地本身的效率來說，城市的土地效率是農村土地效率的幾十倍，不能說占有土地就有不好的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反而是城市土地有利。但我覺得還是盡量更科學一些，合理兼顧應該是首選。
新京報：您認為新農村建設中，房地產市場有多大？
劉漢元：新農村建設把這些小集鎮建立起來，如何引入市場化的機制，讓這些房地產的開發或者城市建設小集鎮的配套能夠真正地同步切入，社區化的服務如何跟進，也是三農經濟建設和新農村亟待回答的問題。
新京報：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對農業相關的企業來說，您預測這里面的商機有多大？
劉漢元：對消費品行業來說，除非農業有很大的改進，否則市場規模很難有突發性的改變。不過，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屬于全國性的投入，即使這部分的投入幾千億，但是也不算多，關鍵是如何控制一個合理的節奏。
新京報：那民營資本為何不入股金融機構，作為民營資本，通威有沒有進軍金融業的考慮？
劉漢元：應該有一些民間資本往這方面入股的想法。現在投入回報產業最高的都是金融行業。通威集團現在沒有深入思考，但是我認為這種對民營資本的開放，會有利于這種速度的加快。只是現在的政策開口很小，民營資本的進入還很困難。
人物素描
學習是保持事業常青法寶
劉漢元事業心得
1983年，靠著父母賣豬的500元，劉漢元在他家鄉一條幾乎不產魚的運河里，開始了漁業養殖。1992年，劉漢元自籌資金1000多萬元，在縣城里建起了一座現代化飼料工廠，通威公司由此而來。隨著國內魚類市場從1980年的平均每年每人1公斤到現在的20多公斤，劉漢元也逐漸從一名普通的技術員，成為中國最大的魚飼料生產商，占領了15％以上魚飼料市場。
這位“全球40歲以下最成功商人”對財富卻有另一種看法：現在許多年輕人都沒有耐性，看不起小錢。其實，只要找準一個切入點，然后敬業地去做，保持激情，始終堅韌，就一定能成功。而面對貧富差距的尖銳問題，他并不回避地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劉漢元是個電腦迷，每天他都要上網搜集各種信息，“直到累得不行了為止”。在提到自己的英語水平時，一直充滿自信的劉漢元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還有待提高。”在劉漢元看來，學習是保持事業常青的法寶。不管有多忙，每月的月底他都要飛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參加EMBA班的學習。正是在不斷的學習中，他的企業改組、上市，由一個家族式企業逐漸向現代企業轉型。
出身于農民的政協委員劉漢元每年都會提有關三農問題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話說，“就知道要為農民辦點事。”
劉漢元至今還記得通威集團為農民做試驗貸得第一筆5萬元信貸時的艱難。5萬元是為15戶農民進行魚苗試驗的，但農信社由于沒有政策依據始終沒有批。當時抗美援朝歸來的一位信用社營業所主任，了解情況后，冒著風險違反規定放貸5萬元。
“這個干部，最后穿著一條短褲衩，親自跑到2米多深的水里去，核實究竟試驗的魚是不是真的。”劉漢元的笑容里藏著些許無奈。
劉漢元建議，金融體制改革中，增加3-5家面向農業的專業銀行機構，給予特殊的政策。
加大行政支持農村金融力度
新京報：您的提案提到融資渠道幾乎沒有，比如說郵政儲蓄只存不貸，資金并不流通，那您認為如何完善金融體系，如何看農村的融資成本高，而相對收益低這樣的情況？
劉漢元：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這個問題我們也很苦惱。資金總是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這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的一個規律。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二十年，我們整個農村有限的資金，都往城市和工業領域集中。而到了最近的5年，每年郵政儲蓄以及銀行的分支機構儲蓄從農村的凈流出大約在2000億元，所以農村的資金一直以來都處于對外輸血的狀態。按照純市場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制造障礙，當資金的效率城市不如農村的時候，資金自然就會倒流。
但中國的農業化不可能也不應該讓它在純市場化的條件下，與美國加拿大等這些農業資源發達國家的農業進行簡單的比較和競爭。所以應該應用行政的手段，或者經濟杠桿的手段使得資金提前或者加速向農村資金回流。例如金融體制改革中，增加3-5家這種類似面向農業的專業銀行機構，給予特殊的政策，比如營業稅、利息稅、所得稅、資本保證金方面的扶持。
另外，提案里面還提出我們本來不愿意提的一個問題：國家在財政上給予一部分呆壞賬的準備金支持，必要的時候給予核銷賬的大力支持，在未來十年對這部分農村專業銀行應該給予更大的政策傾斜，才能使得中國的農業跟上發展的節奏。
新京報：那您認為國家應該在財政上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劉漢元：我認為農村并不缺資金，到去年年底，農村包括個人存款，企業存款等各類存款已經超過30萬億，并且以一月接近1萬億的速度在上升。關鍵問題是解決它通向農村的效率問題，可能需要政策上適當補差。目前，農村的呆賬壞賬可能會高一些，政府對這部分呆壞賬應該考慮。理論上，對于財政補貼就是幾百億到1千億就足夠解決這些問題。
龍頭企業貫通金融機構與農戶資金往來
新京報：你在提案中提到“龍頭企業+金融機構＋政策機制”這種模式是一種設想還是現實？企業與以往所發揮的作用與原來有什么不一樣？
劉漢元：這種模式是三農問題的自身優化。現在這些專業戶無論規模多大，他們都不愿意到銀行去。他們寧愿在企業中賒欠，甚至利息高達1分以上。銀行也很難把握它的資金情況。而采取這種模式，龍頭企業作為加工、信息、服務和科技中心，與農戶對接，公司從管理能力和資金實力上評估它，然后金融機構跟進，使技術產品與金融產品服務的結合顯得相得益彰。
目前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公司承擔產品的風險，金融機構承擔金融產品的風險，還有一個是金融機構與企業聯合承擔風險。
新京報：公司與金融機構共同承擔風險具體怎么做？
劉漢元：總體來說，我們還是倡導金融機構與公司還是做自己的事情。通威剛剛進行試點的地區，會先與合作的銀行預算，可能有3%-5%的壞賬的概率，在事前協議達成過程中，給出一個聯合的合作協議，在共同的服務對象情況下，在壞賬承擔上企業承擔1.5%到2.5%，這樣把大家捆在一起，全部背在金融系統的身上也是不合適的。
新京報：那么公司和農戶之間是什么關系？
劉漢元：產品簽訂一些供需關系，提供技術上的服務，幫助農戶把這些養殖做好。然后公司把這些養殖的東西通過深加工，精加工在市場上獲得更好的價格等。實際是個互利的關系。實際這是個利益對等的問題，誰有獲利，就相應地承擔一部分風險。
建設新農村金融行業投入回報最高
新京報：您如何看待城鎮化建設對土地的占用問題？
劉漢元：工業化的進程肯定要占據土地資源，合理的態度是兼顧各種用地，從土地本身的效率來說，城市的土地效率是農村土地效率的幾十倍，不能說占有土地就有不好的作用，從經濟學角度反而是城市土地有利。但我覺得還是盡量更科學一些，合理兼顧應該是首選。
新京報：您認為新農村建設中，房地產市場有多大？
劉漢元：新農村建設把這些小集鎮建立起來，如何引入市場化的機制，讓這些房地產的開發或者城市建設小集鎮的配套能夠真正地同步切入，社區化的服務如何跟進，也是三農經濟建設和新農村亟待回答的問題。
新京報：在建設新農村的過程中，對農業相關的企業來說，您預測這里面的商機有多大？
劉漢元：對消費品行業來說，除非農業有很大的改進，否則市場規模很難有突發性的改變。不過，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屬于全國性的投入，即使這部分的投入幾千億，但是也不算多，關鍵是如何控制一個合理的節奏。
新京報：那民營資本為何不入股金融機構，作為民營資本，通威有沒有進軍金融業的考慮？
劉漢元：應該有一些民間資本往這方面入股的想法。現在投入回報產業最高的都是金融行業。通威集團現在沒有深入思考，但是我認為這種對民營資本的開放，會有利于這種速度的加快。只是現在的政策開口很小，民營資本的進入還很困難。
人物素描
學習是保持事業常青法寶
劉漢元事業心得
1983年，靠著父母賣豬的500元，劉漢元在他家鄉一條幾乎不產魚的運河里，開始了漁業養殖。1992年，劉漢元自籌資金1000多萬元，在縣城里建起了一座現代化飼料工廠，通威公司由此而來。隨著國內魚類市場從1980年的平均每年每人1公斤到現在的20多公斤，劉漢元也逐漸從一名普通的技術員，成為中國最大的魚飼料生產商，占領了15％以上魚飼料市場。
這位“全球40歲以下最成功商人”對財富卻有另一種看法：現在許多年輕人都沒有耐性，看不起小錢。其實，只要找準一個切入點，然后敬業地去做，保持激情，始終堅韌，就一定能成功。而面對貧富差距的尖銳問題，他并不回避地指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劉漢元是個電腦迷，每天他都要上網搜集各種信息，“直到累得不行了為止”。在提到自己的英語水平時，一直充滿自信的劉漢元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還有待提高。”在劉漢元看來，學習是保持事業常青的法寶。不管有多忙，每月的月底他都要飛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參加EMBA班的學習。正是在不斷的學習中，他的企業改組、上市，由一個家族式企業逐漸向現代企業轉型。